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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冬时节，寒气袭人，草木凋零，圣母山下，文峪河泛着清波缓缓向西南流去。文峪河是竹山县得胜镇境内一条主要河流，蜿蜒数十里，两岸高山耸峙，层峦叠嶂。由得胜集镇逆流而上二、三里，有一处叫田坎的小山岭，山腰里长眠着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当代国画大师、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袁白涛。
坟墓被杂草覆盖，四周遍地是枯黄的树叶。风骤起，落叶伴着尘土在空中盘旋。
我静静地伫立在寒风中，放眼望去，远山苍茫，浮云从山顶悠悠飘过。俯首小溪，流水潺潺。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随着溪流从悠远幽深的山涧奔涌而来，带着太多的期期艾艾而曲曲折折，带着对故土不尽的留恋伸向远方……
袁白涛就出生在距此约四里地的一个小村庄——阴湾。听说寻访袁白涛，乡亲父老们兴致盎然，纷纷讲述袁白涛的故事——
袁先生在西安被捕后，叛徒劝他投降，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除了陕西省主席外，什么官都由你挑。”先生听后淡淡一笑，说：“你是共产党员，自首了有大官当，我不是共产党员，拿啥换官当呢?”他在狱中受尽了残酷折磨，后来为看守他的典狱长画了一柄折扇，才被人发现营救出狱。
袁白涛一个近房孙子袁慎安说：“‘文革’期间，爷爷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情便是画画。他画的雄鹰振翅欲飞，栩栩如生。”我见到了如今已经80多岁的袁白涛的侄子袁迪生，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叔叔的教诲至今让他铭感于怀。“1944年，当时我只有23岁，为了投奔叔叔，我们从正月十四出发，一路上餐风露宿，步行25天，硬是从竹山一步一步量到了西安。那时叔叔白天时间很忙，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家。他一到家就给我们讲共产党解救天下穷苦老百姓的故事，鼓励我们到延安参加革命。是他给我指明了人生前进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最遗憾的是当初与叔叔呆在一起的时间太短、太短……”
二
袁白涛，原名知迥，字远安，号辅华，单名珩。中共早期党员，当代画家。1900年出生于得胜铺一书香之家，自幼聪颖好学，潜心习书画、诵诗文。他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能阔胸怀，开眼界，从而提高思想与艺术的境界。”1925年，袁白涛风华正茂，思想激进，渴求进步，遂冲破家庭重重阻力，考入湖北农业高等学堂，殊不知这一走竟是四十年没有回家。当时，武汉正处于全国革命斗争中心地带，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的烈火燃烧于大江南北。目睹中国时局维艰，袁白涛报国心切。受当时进步思想影响和革命形势所鼓舞，他于1926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热潮之中，活动于汉、沪、宁、杭等地，联络同志，发展组织，宣扬主义，在党的培育下逐步成长为一名坚韧刚毅大无畏的革命战士。
袁白涛加入党组织后，即被任命为武昌县委组织科长，并派往武昌第三工人学校负责训教工人革命，学生均是第一纱厂工人。1927年夏天，武汉总工会又派他到武汉造币厂担任秘书工作。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动派包围了造币厂。袁白涛在组织的帮助下，仍旧回到第三工人学校。同年夏天，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的夏斗寅叛乱，武汉局势紧张。袁白涛不顾个人安危，仍然领着工人学生上街四处散发传单。快到放暑假时，反动派占领了国民政府和总工会，袁白涛就同各工人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到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退出总工会，结果请愿被武力解散。大革命失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反动派到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白色恐怖遍地笼罩。1928年3月，袁白涛在组织的掩护下到了湖南岳阳，暂时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是年冬，袁白涛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经人介绍到冯玉祥新编部队旅部任参谋长。1929年，冯玉祥倒蒋活动失败后，组织又任命袁白涛接任汉口市委交通科长，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许多同志被捕，形势趋于恶化，局势再度紧张。袁白涛领命由九江、经南京辗转来到上海，担任南京、上海两地互济分会主任等职务。
1931年因反对淞沪停战协定，袁白涛奉命参与组织上海人民游行示威，不幸当场被捕，投入租界洋牢，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刑。当时同狱的有前上海市长曹荻秋、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镛等。西安事变后袁白涛被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白涛奉中共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命令转入武装斗争，随抗战部队到了太行山，在郑州十三军游击司令部、洛阳抗敌后援会、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同闻咏之、徐钊余、桂涛声(《八百壮士歌》作者)等一起在抗日前线宣传抗日。后来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又委派袁白涛到中共豫西特委员会工作，随后又到河北民军第一游击司令部任秘书长，转战于太行山一带。1938年，袁白涛又转入地下工作，任伊川县委统战部长。因为伊川县长李建文用人有“共嫌”(指袁白涛和另一位共产党人徐钊余)，被撤职。李建文情急之下放了袁白涛，袁白涛遂往洛阳，住在洛阳私人医院张少云院长处，并与国民党一位思想左倾的校官关仁甫经常来往。
1940年冬，设在洛阳的地下机关“益友商行”遭到特务破坏，关仁甫亲自护送袁白涛过了潼关，并介绍袁白涛寄身在西安“福忠茶庄”经理樊蒙久家。到西安后不久，不期遇上在上海互济会认识的一位叛徒。由于叛徒出卖，1941年袁白涛再次被捕关押。为了抗议反动派虐待犯人，袁白涛组织狱友同反动派斗争。虽然受尽了酷刑，袁白涛始终未变节投敌。由于无证据、无口供，关押多日后，被社会名流景枚久(时有“南章北景”之说，“章”即章太炎)、李自立营救出狱。获释后受特务长期严密监视，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即在陕西省立技艺师范学校教国画和私立尊德女中、欧美青年会小学任国文教员，以教书和卖画营生，直至解放前夕。
解放后，袁白涛历任西北国画研究室主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办公室主任、西安各界人民代表、救济委员会委员、保卫和平大会委员、清理反革命委员会委员、外宾招待委员会委员等职。除自身创作不断外，袁白涛经常组织书画家开展各种艺术创作、交流活动和书画展览，为推动西北艺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1957年袁白涛被错划为“右派”，先关牛棚，后又下放到西安马岚农场改造。1962年2月摘掉右派帽子后，由马岚农场转至西安南郊美术工厂，从事国画编辑和创作工作。由于常年在外漂泊，居无定所，生活艰苦，年逾花甲的袁白涛不幸患上了哮喘病。1964年又被下放到新疆伊犁，他只好拖着病躯千里迢迢来到祖国的西北边陲。他在《客新疆有感》里写道：老来谁料走天涯，环境无妨适应它。若梦一生同过客，随缘四海可为家。年华易逝嗟流水，人事难忘斩乱麻。幸有毛锥供使用，临窗好写向阳花。(注：毛锥即毛笔。)
参加革命四十年，为革命奔走于大江南北，始终没有机会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故乡的亲人一次次从梦中走来，故乡的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他的心，浓浓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想起谢世多年的父母亲，在他们生前最需要自己的时候，作为儿子却不能在床前尽一点孝道。如今自己也为人父，却没有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寒夜清辉里他泪落千行。那份深深的愧疚如晚风中的树叶时刻在他耳旁沙沙作响，他仿佛听到了故乡的召唤……
1965年腊月，袁白涛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归乡之路。
当得知袁白涛即将返乡的消息时，家乡的亲人又喜又忧。喜的是老人家在东西奔波四十年后终于叶落归根，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忧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日子里，老人贸然归来，定然凶多吉少。
“归来闾里无相识，惟道父祖始知名。离家一去四十载，故旧老死余后生。”他在心底吟道，慨叹岁月蹉跎。他不禁感叹唏嘘。40年啊!人生能有多少个40年!
笠年正月初二，袁白涛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当老人在举国欢庆的爆竹声中被接进一家八口蜗居的小茅棚里，他人生最后十年苦难生活便从这时开始。
袁白涛回到故乡后十年，从写诗开始，继而因写诗招祸，最后以写诗与世长辞。他回家写下的第一首诗以《到家》为题，诗云：“算就回家过旧年，沿途车误竟无缘。到家已是正初二，输却春光一步先。”袁白涛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便有人在他房前屋后昼夜巡逻。他依然上山掘野菜，下河钓鱼。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老人的行踪却处处受到监视。
1966年春节，袁白涛从自己的诗稿里选了一句诗作为春联贴在了茅棚门上：心存善念何求福，家住阴湾仍向阳。事后，有人报告了当地机关，检举他张贴反动春联。于是来人抄走了袁白涛一本存有一千多首旧体诗的诗稿，一些对他无端的猜疑也像瘟疫一样在乡间传播。他的诗稿先后被查抄三次，但他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三次把抄走的诗稿凭记忆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才能有幸一睹他的手泽。
1966年冬，袁白涛成了批斗的众矢之的。一次，他脖子上挂着用铁丝穿起来的三、四十斤重的花栗木柜盖上街游行，步行8里多路到达另一个村接受批斗。铁丝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渗出的鲜血把他的衣领浸染得殷红，袁白涛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有人问他：“你是不是叛徒?”袁白涛回答道：“我不是叛徒，我是右派。”众人愕然。其实，当地的人们压根也不知道袁白涛在西安被错划为右派。他心底无愧，石头扔上天，相信终有一天会落下地，他就是这样坦坦荡荡。每次批斗归来，老人平静得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老人晚年生活困苦，在西安的画友经常为他寄来画纸，并随信邮寄腊鱼、肉松、糖精等食品接济袁白涛。批斗之苦也好，生活艰难也罢，最让袁白涛不堪忍受的是精神上的孤陋寡闻，“生活寂寥，莫此为甚!”“与长安诸画友隔绝，毫无研讨观摩之机会。”他自己订阅《光明日报》，以了解国内外大事。友人寄来的《红楼梦》、马列著作以及文艺理论译本等书籍，他如获至宝，终日手不释卷。
1975年5月16日，在真理和艺术的道路上执着追求、饱尝人世艰辛的袁白涛老人，已经缠绵病榻四年之久。弥留之际，他奋力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茫茫大梦谁先觉，来去匆匆了此生。七十五年驹过隙，看穿世事眼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