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爹妈”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一名财政干部在帮扶工作中与帮扶对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随之认其为“爹妈”。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这意味着我和 “爹妈”即将分离。由此，我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失落和忧伤。过去的6个年头，许多有趣的往事历历在目，我真的很害怕离开他们。
　　事情还得追溯到6年前。
　　在2014年启动的精准扶贫“战役”中，我随着帮扶“大军”来到鄂渝陕交界地——得胜镇。在那里，我结识了几对“穷亲戚”。其中一对是年近90高龄的老夫妻：龚举位和刘凤英。       
　　两位老人因为都患有慢性疾病，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龚举位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讲话极为困难，每当我开展入户走访时，他总是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然后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喘气。刘凤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已近乎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我每次入户时，原本坐在一个小木椅上的她，总不忘扶着椅背艰难地起身给我让座，并极力在我面前假装成一个健康的人，目的是不给我的工作“添麻烦”。
　　每每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中总少不了一阵酸楚。
　　自打和两位老人结对帮扶的那一天起，我就热情地称呼其为“大伯”和“大妈”，两位老人也很乐意接受我这样称呼他们。在过去的结对帮扶的6年里，我们一直相处融洽，宛如真正的“父子”和“母子”。
　　回想起6年前，那时的大桥村，自然条件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大量贫困户还居住在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内，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得知两位老人做梦都想拥有一间不漏雨的砖瓦房。可是，用老人的话说：“黄土埋到了脖子，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了。”
　　帮助两位老人实现住上砖瓦房的梦想，成了我的头等大事。于是，我向当地党委、政府、村支两委汇报两位老人的情况，争取把两位老人纳入易地扶贫搬迁之列。在我的争取下，经过群众评议、村支两委审核、公示、公告等一系列程序后，两位老人正式被纳入易迁名单。
　　2018年冬月十二，大伯大妈终于住进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微型“别墅”——75平米的易迁房。这天，两位老人高兴的像两个孩子。老人搬家那天，我特意从县城驱车80多公里前去祝贺。按照制度规定，易迁户搬家不得请客、不得收礼、不得燃放烟花爆竹。上门，两手空空的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儿子’能亲自上门看望，比带什么礼品都好。你代表了党组织，是我们的靠山”。看到我前来祝贺，大妈刘凤英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搬进山下的新房，让老人的住居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但随之而来的环境不适开始影响老人的生活，最典型的就是两位老人因为长期使用柴火灶，对新的燃气灶炉的使用极为不习惯。后来，我又当起了两位老人的“师傅”，经过一天的反复示范、指导，老人慢慢学会了使用燃气灶炉，我悬挂的心慢慢地落了地。
　　 老人的孩子常年在外省工作，每年回来探望的次数有限。孩子不在身边，老人一直挂念。有一次，回家探望的孩子返程，老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可两位老人还是久久都伫立在那里，许久不愿回头。
　　“爸、妈，不是还有我照顾你们吗？”见此情景，我忍不住叫了一声爸、一声妈。听到我叫爸妈，二老这才回过神来说道：“是的啊，有你这个‘儿子’在身边，比亲儿子还要细心好几倍，儿子不能给的，你能给，儿子不能做的，你能做，我们心里舒服多了”。
　　6年来，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我和两位老人促膝谈心的时间并不长，除了参加过一次大妈的寿宴外，甚至没和老人一起吃过几次饭，但两位老人对我的善待，时常让我回想起早已离我而去的生身父母。
　　扪心自问，在过去的6年里，我为两位老人做的并不多，我的身份充其量算得上一个政策“快递员”，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 “传递”到两位老人手中，但两位老人却对我十分感激。我们之间形成了特有的非血缘关系的“父子情”和“母子情”，这也算是我在扶贫中的最大收获。
　　我将珍藏这份情意，直到永远！
                                       （作者单位：县财政局）